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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英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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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宗教的原因,藏族画师极少在作品上署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有画师署名的作品,当算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32号藏品——药师佛帛画。这幅作品创作于敦煌,约在吐蕃王朝晚期公元9世纪。作品背面写有藏汉文题记,其中藏文记载了一位名叫白央的藏族僧人与汉族画师共同制作帛画的佳话。稍晚至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11-13世纪),日喀则艾旺寺、姜普寺也有个别画师留下了自己的签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弥久及天灾人祸等各种因素,上述寺庙多遭损毁,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猜测那些消失在历史角落的鲜活人物。

明代以后,藏族画师开始较为正式地在作品上署名,这种新传统的建立受中原汉地美术文化影响至深,同时,这也是对西藏美术成熟自信的回应。代表西藏美术高峰的白居寺壁画,在《江孜法王传》中记载了参与创作吉祥多门塔壁画的数十名画师,他们来自江孜、拉孜和尼木一带。明清以后,西藏美术史上开始出现人们耳熟能详勉拉顿珠、青孜切莫、南喀扎西等画家名字,这些勉唐派、青孜派和嘎赤派的开山宗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至今影响西藏传统美术最深刻的,却是伴随新勉派出现的“标准样式”——也是当代藏族标志性的传统绘画样式,而其创始人似乎已经被当代人文社会和美术界所遗忘。

相信对西藏文化和美术稍有了解的人士,在西藏看到的几乎遍布寺院壁面和殿堂的壁画、唐卡,对其毫无变化的视觉形式一定印象颇深,这种僵硬的样式的确成为了表征西藏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自然这种低水平的标准样式很难使人对其创派人物产生兴趣,他的名字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是,我们对新勉派和“标准样式”源流的一番简要的梳理,却意外发现一位西藏美术史上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他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远与欧洲相比,不在荷尔拜因之下;近与中原相比,不让李公麟。

这位震古烁今的大师,就是新勉派创始人藏巴·曲英嘉措。

藏巴·曲英嘉措,活跃于明泰昌远年至清康熙四年(1620-1665),后藏日喀则人,最初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受业于四世班禅喇嘛,后来成为四世班禅的宫廷画师(四世班禅是五世达赖的授戒者,年长五世达赖喇嘛50岁,在五世达赖之前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四世班禅扩建扎什伦布寺时,任命藏巴·曲英嘉措负责设计制作壁画与塑像,因其才能服众,技艺出色,获大师称号。随后,受五世达赖赏识,担任布达拉宫等多处重要寺院的壁画和唐卡设计绘制,画才尽显,威望日重,被尊称为活佛。曲英嘉措同时还是一位雕塑师、木刻家、锦缎裁缝,著有《缝纫要典》传世。

17世纪中叶,格鲁派与觉囊、噶举等派争斗不断,特别是与噶玛噶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年轻的五世达赖借助固始汗的力量巩固了格鲁派的势力范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确立了西藏地方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稳固关系。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格鲁派在西藏广建寺院,扩充势力。五世达赖1645-1648年主持完成了布达拉宫白宫的修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兴建寺院繁荣佛教的时代。为完成短时间内广建寺院的任务,五世达赖召集数以百计画师以勉唐派技法为基础,参考嘎赤、青孜画法,修订《度量经》(当时流传至今的《度量经》现藏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重新规范壁画、唐卡的制作标准,经摄政王第司·桑结嘉措的推广,逐步形成了佛教绘画的标准样式。标准样式随格鲁派的影响覆盖整个藏区,远播到蒙古、满族地区和不丹、尼泊尔等邻国,成为藏传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绘画样式。

在大规划的兴建寺院过程之中,曲英嘉措领导了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前后藏最重要的寺院壁画的设计和制作工作,由此所培养的弟子学徒成为新勉派的骨干,他们创造出了像哲蚌寺乃穷扎仓壁画那样的出色作品。大师灭度后不过百年,新勉画派的追随者逐渐丧失祖师的精妙技艺,惟有机械刻板重复空洞的“标准样式”,当代新勉派粗壮短小的造型与前代修长灵动的形象相比,已乏善可陈。

西藏绘画显然不是写实绘画的范畴,它是用线条符号来暗示真实的观察经验。写实绘画是画其“所见”,西藏绘画是画其“所知”。

西藏画师一直面临写实的挑战。历史上画师不断面对供养人、上师、法王肖像画的表现要求,画师只能采取线条符号刻画特征的方式,部分的实现接近真实形象的最低需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曲英嘉措的时代,藏医唐卡对线条符号表现真实形象的要求高于上述题材。这是因为藏医唐卡需要对线条符号与真实草药、解剖、病症的特征一一对应,这种要求大大刺激了西藏绘画的写实进程和描绘能力。

曲英嘉措作为格鲁派僧人,全面系统继承了格鲁派推崇的勉拉顿珠的绘画传统,并自觉吸收了当时技法别开一面、深受汉地工笔画影响的嘎赤、青孜画风,包前孕后,创立了“新勉唐画派”。其源自勉唐派传承的造像度量严格,色彩明快,底层色厚涂,人物造型修长灵动,“兰叶描”勾勒衣饰线条,汉族绘画中民间图案,装饰性的山、石、树、云;融合嘎赤派特点的汉族绘画中的青绿山水、渲染技法中层次丰富细腻、善用灰色表现皮肤;青孜派特点的人物毛发的虚实变化,形象边线的节奏十分丰富。作为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的宫廷画师,其作品主要存留在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曲英嘉措所推行的新勉唐画派,得到了格鲁派的供养,获得了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左右了画师行会的发展,逐渐成为近代西藏最活跃、影响最大的画派。

曲英嘉措是一位造型能力极强,写实技艺高超的大师,所绘人物形象特征具体可感,灵魂世界呼之欲出,笔法轻松灵动传神,传达了渴望表现真实的审美要求。大师在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都留下了壁画真迹,特别是扎寺通瓦敦丹殿壁画最具特色。在这里曲英嘉措找到了自己灵性得以驰骋的自由,把虚无缥缈的神灵世界用真切可感的笔法展现,惊心动魄而又真切感人。构图中上方有嘎赤派的大师空间,下方有勉唐派的丰富繁密,主尊造型准确静穆,主尊之下的神魔小鬼、罗汉尊者,成为他施展写实才能和艺术想象的广阔天地。人物造型生动之极,神气活现,具强烈的视觉张力。

确定无疑的曲英嘉措的唐卡真迹是四世班禅像,画布背面有曲英嘉措的亲笔签名。这幅用金汁描绘四世班禅的肖像写实而传神,达到了与荷尔拜因、李公麟相提并论的高度。班禅的形象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嘴小鼻大,眼小微斜,五官集中。精准的线描表现了人物真实的形体关系。帽檐、领边、衣纹表现出可以伸展的空间。这幅金唐略施淡彩,举重若轻,足以名垂画史。

从曲英嘉措作品所达到的写实高度来审视其身后数百年的西藏美术史,我们发现了写实追求被宗教职能所遏制,大师天才显现的才能被寺院批量复制的宗教需求所吞没,灵动而敏感的视觉神经变得僵硬而麻木,修长美丽的人物变得粗壮短小,新勉派追求写实所闪烁的光芒逐渐熄灭。随后的300余年,西藏画史不仅没有能够出现超越曲英嘉措的大师,甚至后继者已无法逼近他的水平。大师离云后三进年,世界进入影响时代,新一代画家根敦群培、安多强巴看到照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以往所受的传统训练突然失效了,他们面临着一个突出的矛盾,那就是线条符号与光斑明暗的不可调和,因而他们描绘的活佛、上师固然比线条符号所表达的个性特征埸易辨识,但却失去了传统画面的协调性。他们是西藏绘画真正面临写实困境的先驱,他们的作品成为西藏传统绘画与实绘画最具革命性的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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