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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绘画的风格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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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传佛教绘画的风格史研究是西藏美术史的特色。主要有四大特征:宗教审美理想的类型化;造形单元的符号化;画面组织的程式化;视觉效果的平面装饰化。
       第一,宗教审美理想的类型化特征。佛教绘画任何一种风格类型,都是以具体的神像刻划和画面氛围烘托来实现类型化审美理想的。从藏传佛教绘画的造像类型来看,突出表现在静相神、怒相神、静怒相神的造形方面。静相神又称善相神,以佛尊、菩萨、度母为代表(图A21)。

       细分为善相、喜悦相、慈相、悲相、思索相等。造像强调表达空性、慈悲的精神境界,表现亲切、祥和、静穆、安宁的神态。怒相神又称猛相神、恶相神,以大威德金刚、大黑、明王为代表(图A22)。

       细分为夜叉怒相、罗刹怒相、仙人怒相、大怒明王相等。造像强调表达护法降魔、外猛内慈的精神境界,表现蓄威蕴怒、山临岳发的气势。静怒相神,以莲花生、大成就者、天王罗汉、空行母,以及悲相、思索相、夜叉相为代表(图A23)。造像特点介于静相神与怒相神之间。


 

       宗教审美理想类型化的基础是造形图式,风格变化依赖于“图式→修正”0的模式。历史上每一种外来绘画风格传入西藏,就意味着一种造形图式成为必须遵循的审美理想类型。当风格改变或多种风格同时存在时,藏族画师就会持续不断地修正图式,把不同的绘画传统综合在一起。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类型:
一、 印度的波罗类型(包括吐蕃时代的大昭寺、11世纪的扎塘寺、12世纪的阿基寺、12世纪的黑水城)。波罗类型,是指印度波罗王朝(公元8世纪中叶-12世纪末期)艺术的风格样式。人物面部造形的主要特征是:正侧面多呈斜方形,下巴显得突出宽大,下唇厚凸;正面的脸形上宽下窄,呈方形特征。
二、 克什米尔类型(包括11世纪阿基寺、15世纪以前的古格艺术、16世纪古格样式)。克什米尔类型,是指犍陀罗风格与波斯艺术传统相结合,最终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形成的佛教艺术样式。人物造形的主要特征是:圆脸、丰乳、细腰、宽臀和小巧的手足,眼睛呈弓形。
三、 尼泊尔类型(包括14世纪的夏鲁寺、15世纪江孜样式的一部分、15世纪的青孜派艺术、16世纪古格样式的一部分)。尼泊尔类型,是印度笈多王朝艺术风格的发展,人物造形的主要特征是:头部上宽下窄,眼睛位置偏下,四肢修长。
四、 中原汉地类型(包括吐蕃统治敦煌时代、11世纪的扎塘寺的一部分、15世纪的江孜样式的一部分、15世纪的勉唐派艺术、15世纪以后的嘎赤派、17世纪以后的新勉唐派、18世纪以后的司徒班钦风格)。中原汉地类型,不是指文人画的影响,而是汉地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影响。  
五、 新勉唐画派派生的“标准样式”。
       这五大类型宏观上串起了藏传佛教绘画风格史的整体脉络。
       藏传佛教绘画在长期的“图式→修正”过程中,风格样式从吐蕃时代起,历经西部克什米尔风格、卫藏波罗风格、尼泊尔样式、江孜样式、古格样式,勉唐派艺术、青孜派艺术、东部绘画艺术和新勉唐派艺术9种演化,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移”。即: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风格向汉地绘画风格转移;从外域风格向本土样式转移。审美取向也随之从静穆空灵向华丽世俗转变,从凝重庄严向真实亲切转变,绘画的内在精神追求也从表达宗教精神的殊胜境界向崇尚世俗社会物质感观刺激转变。
       第二,画面组织的程式化。藏传佛教绘画史无论风格样式如何变化,组织画面始终遵循着程式化的原则。画派、画风的发展、成熟过程,就是遵循“图式→修正”的模式,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特色使其最终成为定式的过程。藏传佛教绘画的程式多种多样,且随时间和地域不断变化,但程式化的原则亘古不变(坛城主题是西藏绘画的重要表现,但构图的变化量最小,在此从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类:
       圣像主尊题材的构图

1.克什米尔类型(1.阿基寺壁画文殊像 图A24)

2.波罗类型(2.唐卡大日如来 图A25)

3.尼泊尔类型(3.夏鲁寺壁画五方佛 图A26)

4.中原汉地类型(4. 嘎雪画派唐卡“尊者卡利卡”图A27)

5.标准样式(5.唐卡莲花生、寂护、赤松德赞 图A28)
传记历史题材的构图

1.克什米尔类型(1.阿基寺菩萨裙上佛传 图A29) 

2.波罗类型(2.阿基寺佛传 图A30)

3.尼泊尔类型(3.夏鲁寺壁画 图A31)

4.中原汉地类型(4.释迦画传 图A32)

5.标准样式(5.拉龙白多行刺朗达玛 图A33)
色调的变化主要有四种:兰红、红绿、灰绿、绿。

1.克什米尔类型(1.阿基寺壁画坛城 图A34)

2.波罗类型(2.阿基寺壁画释迦牟尼 图A35)

3.尼泊尔类型(3.夏鲁壁画文殊菩萨 图A36)

4.中原汉地类型(4.嘎赤派唐卡米拉日巴 图A37)


5.标准样式(5.桑耶寺院内回廊壁画 图A38)
       第三,造形单元的符号化。程式好比设计蓝图,它是构成和组织画面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各个元素作为同一风格的造形单元,必须按标准零件来设计。类似地,藏传佛教绘画造形单元构成了一整套的符号化零件,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相同的零件可以在相近的风格间互换通用。常见的造形单元主要有:五官、手足、身姿、手印、宝座、背光、头光、法器;配景、花草鸟兽、服冠、纯粹的装饰图案等。
       第四,视觉效果的平面装饰化。藏传佛教绘画中的造形单元是程式化的,同时也是符号化的,这种造形方式构成了特殊的绘画形式语言系统。可以说,藏族绘画史本身就是一部吸收多元文化装饰图案风格、兼收并蓄,最终集大成的装饰图案发展史。通过这一系统,藏传佛教绘画实现了华丽而图案化、平面而装饰性的视觉效果。
       图案不仅起着装饰作用,其中还隐藏着众多的文化传播信息。例如卷草图案就浓缩了上千年历史跨度的多元文化信息。这一图案可以在任何一幅藏传佛教绘画中找到,但其形象变化繁多。其基本构成要素可以从印度波罗王朝时代、健陀罗时代,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莨苕纹饰,中国汉代也有与卷草纹相近似的图案。再如源自印度的莲花图案。从最初写实性的花瓣到装饰性的花瓣,与卷草结合后又演变成图案装饰性极强的花饰,历经千年,化身为五彩的方形花、尖叶小瓣、圆齿叶大瓣,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汉族的牡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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