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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塘寺的壁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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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西藏的古代艺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断言是:西藏的传统造型艺术主要来自于周边文化的影响,故而西藏传统艺术的原创性堪疑。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尽管外来影响众多(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但综合(而且综合是创造)是西藏传统艺术家们独立作出的,西藏传统艺术的吸收、综合、改造能力本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以一种成见为例,人们认为后宏期早期(11-15世纪)是西藏艺术的繁荣期,各种外来影响也集中活跃于这一时期。但是,应当认识到,佛教传入之前苯教兴盛的阶段已经构成了很好的文化准备。前宏期之后的“灭佛”并不是100年的空白,合理的 解释是:画师们也在画画收徒,苯教也是需要画家为其工作的,吐蕃时代的绘画技艺的种子传承不绝到11世纪,才有扎塘寺壁画的高水准。

       摘拙著《藏传佛教绘画史》有关章节。

       十一到十三世纪,卫藏地区的绘画面貌与西部的古格、拉达克的绘画在风格上没有直接联系。古格表现为克什米尔风格的渗透和一种较为粗放的波罗风格,而卫藏地区没有克什米尔画风的任何影响,主要是来自波罗的艺术营养和汉地绘画的某些因素。卫藏的波罗风格正统而严格,决不粗放、简陋。汉地风格主要是指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遗风。在卫藏时期绘画的构成因素当中,有这样几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是吐蕃时代艺术的复活与再发现,其中就有早期波罗王朝的印度艺术、和唐朝汉族艺术和于阗艺术的因素被继承下来的因素。

       其二,是“鲁梅十人”学法归来,实现了“下路弘法”带入佛教复兴火种的历史性成功,也把发源地安多青海一带成熟的佛教艺术带回西藏腹地,安多青海的佛教艺术与敦煌艺术应该有着直接的关联,吐蕃对敦煌70年的统治也是对敦煌艺术70年的学习,退出敦煌的吐蕃人正是退守于多康(安多)地区,并在卫藏灭佛的百年沉寂中继续发展着佛教文化的吐蕃人。敦煌艺术的基因在西藏北方佛教美术的发展中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敦煌的影响,也有可能是通过“鲁梅十人”带入的,这是卫藏此时绘画风格的主要成因之一。

       其三,阿底侠大师由仲顿巴等人迎请至卫藏。大师对卫藏地区佛法的振兴贡献巨大,主要的圣迹是拨乱反正,理顺了显宗、密宗的修行次第,传教授徒,建立噶当派,正式建成了印度与西藏佛教间的师徒关系,使行将就灭的印度佛教找到了向藏地发展的时机。藏史记载,建噶当派不久,大师深感卫藏佛教艺术的粗劣不甚,造像、壁画及唐卡当中存在着诸多不规范的严重问题。大师曾命弟子带书信给印度著名的超戒寺,请那里印度著名画师作“布画”三张带入西藏,做为壁画和唐卡的范例和蓝本,为噶当派绘画摹学之用。此时正是印度波罗王朝的最后阶段,蓝本的画法是十分正统而完美的波罗风格。

       以上三点构成了卫藏10-13世纪绘画以波罗风格为主,并可见诸多敦煌因素和吐蕃因素的时代特征。据图齐著作的记载,此时康马县的艾旺寺、江布寺等壁画既有遵循印度艺术的传统,也有于阗艺术的影响,根据是在衣饰中多见类似“曹衣出水”式的衣纹线条。泽乃萨寺、雅萨寺、纳塘寺也保存着这样的艺术模式,并称其为“波罗—中亚风格”(又称为印度—于阗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很多寺院在文革中被毁,目前在艾旺泥塑残躯上和当年夏鲁寺及艾旺寺的泥塑照片上可以看见“曹衣出水”和有中亚风格的团花图案的衣饰。在仅存的扎塘、夏鲁壁画中可以证实他的论断。“波罗—中亚”风格的“中亚”包括两个方面:  

       一指艾旺寺、扎塘寺壁画和雕塑中佛菩萨形象着吐蕃王室服装的特点。

       二指自丝绸之路传入敦煌又传入西藏的中亚艺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物着装和图案等方面。

       这一时期的绘画可以概括为波罗+吐蕃+中亚。

       扎塘寺的壁画遗存在西藏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是后宏期卫藏最早的寺院绘画遗存,是“下路宏法”表现在美术当中的实物见证,同时也反映出融合汉地敦煌和印度波罗艺术因素又保留吐蕃风范的鲜明特点,有着方直挺硬,大气朴厚的艺术品格。是举世无双的宗教艺术杰作。

       扎塘寺的创始人是扎巴·恩协巴为鲁梅十人之一的再传弟子。寺建于1081年是后宏期最早一批寺院之一,位于今扎襄县城内,现存早期壁画有大殿里间西北两壁,保存完好如新,其内容为八幅礼佛图绘有大量佛、菩萨、弟子等像,泥塑俱已被毁仅存主供佛龛上的加娄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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